忆之信仰

去年秋天，央视《实话实说》节目因收视率不高而停播。

没有观众了，节目取消了本无可厚非。但其后更深刻的命题是，为什么它就没有观众了呢？

我看过几期《实话实说》。与几年前的那个《实话实说》相比，现在的这个节目所选的论题越来越边缘化，好像总在极力避免有实话可挖掘的民生要害。一群百姓在录制厅里唠唠家常，虽然没说什么假话，却早已与“说实话”的精神渐行渐远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民众抱怨不敢讲实话，甚至觉得也没什么听实话的必要。

这两点加到一块，《实话实说》变得无话可说，饮恨退出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。

本不想将问题扩大，但在我看来，《实话实说》的停播实在牵扯到了一根深深潜藏又关系重大的敏感神经。整个社会的风气由它聚为一个缩影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关乎其中。

简而言之，现在的中国人缺乏一种“说实话的文人精神”。

所谓“文人精神”范畴太大，不好直接阐明，但历史上说实话的文人我们总是能举出一些的。汉有太史公直言护李陵，唐有杜拾遗实话救房琯。每当我们在汗青古籍上读到他们实话实说的事迹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的气魄与正直所震撼。就算到了当代，巴金的《真话集》捧在手里，也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感动。

但还有一些史实我们也是知道的，司马迁直言完，惨遭宫刑，杜工部实话毕，抑郁被贬。这大概要归咎于文人的性格特点了。历史上当官的文人很多，但一个文人当官，他被人称作文人还是被叫做官吏，有着很清晰易行的鉴别标准。官吏能左右逢源，文人却大多耿直不懂变通。大部分人既食朝廷俸禄又懂得舞文弄墨，但倘若有一个人，别人抛开他的官名，只道一声“他，文人也”，那这个人体现更多的一定是固执天真了。文人的这种秉性很容易让他与世俗显得格格不入，于是遭遇弄臣诽谤，奸佞谗毁也就在人们意料之中了。有人说这是文人的弱点，我却认为这是文人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地方。

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不同。中国人在几朝几代的摸索与挣扎中，早就学会了圆滑处世，奉迎不实。光从停播的《实话实说》的后几期节目就能看出，参与讨论中的人，有的夸夸其口，有的却极度自谦——就是不给你坦坦诚诚讲实在的话！

事实上，这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群体写照，集体人格。不光现在有，从先秦到明清，都存在着这个问题。有时候，实话不能实说，根本上来源于一种人们心理上的普遍病态。掩饰内心的自卑，就要信口雌黄，掩饰内心的自负，就要做戏一般的“谦谦君子”起来。古往今来，无论市井与官僚，渔樵与皇胄，都会沉浮在这种自卑与自负中，不能自拔。而夹在中间的自尊，却似乎成为了一种集体缺失。还好，文人有它。

而这种尊严体现在哪里呢？

文人们在秉持着自己赤子之心的同时，笔杆与墨砚也给与了他们一种高贵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， 这些就是尊严的体现。

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，是文人；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”的，是文人；“为何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”的，还是文人。在文人眼中，上天将笔墨握予他们手中，将他们钦定为文化的执行者与创造者，一定有深邃的用意。所以，他们深信，自己是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的。

于是，本真与使命意识便成了文人的精神特性，再加上一个“诚实”，就是我所说的“说实话的文人精神”。

细加分析，《实话实说》的停播，这一个小小的问题，终于与文化层面上的大问题产生了紧密的勾连。

一方面，民众的“耻于说实话”或者“乐于说假话”是由于脸面问题或是其它一些小的利益牵连。圆滑中讲不出实话，而保留住本真，直来直往，这方面的问题便自然瓦解。

另一方面，《实话实说》节目越来越怯于在社会敏锐问题上选取论题，人们迫于某种压力不敢于说实话。双方都是因为使命意识的缺失。作为主流媒体的社会舆论性节目，敢于聊值得聊的，甚至做到针砭时弊，才算尽了“实话实说”应有的义务。作为民众，敢于说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，敢于“有苦能言”，而不是担心被其他力量影响，才符合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担当精神。唯独人们真正拥有了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，《实话实说》才不是空话空说，假话假说。

少一点圆滑，多一份本真，少一点逃避，多一份担当。人人都把这种“说实话的文人精神”吃透了，《实话实说》现在收视率一定火爆。

但是呢，恐怕鲁迅笔下的“国民性”此刻又要占了上风。你我他，芸芸众生们，很多时候都在无意识地圆滑着，逃避着。这些最后一起混沌成了麻木。自负者的自欺与自卑者的自慰卷杂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让人们迷失于其中。耻于说实话和怯于说实话并不是最大的命门，而当说实话的意义已经无足轻重，人们不再关心实话的重要性时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

可是现在，收视率飘红的，往往是八卦花边，搞笑互动等等。真有点波兹曼所说的“娱乐至死”的征兆。

这倒让我想到了魏晋时代，人们挥霍的都是那样的歇斯底里。

不同的是，魏晋人还有它的风骨，竹林七贤的长啸中还回荡着文人的精魂。

而现在呢？

何况，这还是一个好时代。